“我把学术生涯看成比较接近艺术家的生活”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改变20世纪历史的年份，那时一战还打得火热，离马克思[MaKeSi]和恩格斯逝世不过20多年。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1919年全家移居维也纳，1931年移居柏林，1933年在纳粹掌权后移居剑桥，幸运躲过了之后的纳粹大屠杀。霍布斯鲍姆参加过二战，1946年退伍，不过他并不对自己[ZiJi]的军旅生涯感到自豪。他说：“总结我二战个人经验的最佳方法，就是战争夺走了我生命中的六年半光阴，其中六年待在英国陆军。那场仗我打得既不‘漂亮’也不‘难看’，只是打了一场空仗。我毫无建树，而且没有人期待我有所建树。反正那是我一生中最窝囊的日子。”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伦敦大学并步入学术界。霍布斯鲍姆是著名的左派史学家，1952年冷战最紧张的时候，他和友人创办了新左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他的著述非常多，最知名的包括《革命的年代[NianDai]》、《资本的年代[NianDai]》、《帝国的年代[NianDai]》、《极端的年代[NianDai]》四部曲。 对于20世纪，霍布斯鲍姆说：“这是一个充满着死亡和新生的时代，邪恶的力量越是要毁灭人类，希望的冀盼也愈发在罪恶行径的最狂暴处闪烁光亮。这是因为，只有经历最剧烈的痛苦，新的事物才能来到世界[ShiJie]，一种要认识自己[ZiJi]本质的渴望，让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弯腰曲背，即便是在经历最剧烈的痛苦和涅槃，也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促进新生，愈发接近把自己[ZiJi]解放出来的力量。善良，即全人类的爱，必须帮助他们[TaMen]，而这就是最高的任务，最原始的冲动，最真实不过的世人责任。”在这里，对世间万物抱着超然态度的历史学家遭遇挑战：“当他或她面临一些对自身和世界[ShiJie]具有强烈情感意义的事件时，是否能够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一般，坦然针对那些事件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是‘假若……将会如何’之类的问题——尽管他们[TaMen]并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 这是一个快94岁的世纪老人，霍布斯鲍姆终其一生毕竟是个历史学家，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教龄的历史学家，他总是用文学语言表达自己[ZiJi]的历史和政治观点，这也是他的作品吸引那么多普通读者的原因。他的观点是：“历史学家们不应该只是为其他的历史学家著书立说而已。”就算是回忆自己[ZiJi]的历史学术生涯，他随便捡起一段记忆，都可能将那些历史名人拖入其中。比如我们[WoMen]都知道他因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度被拒绝获得教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后来终于在自传里提到了这段故事，他说他敬仰的反共历史学家波斯坦“出卖”了他，“在冷战时期，当我仰赖他以博士指导教授的身份为我写推荐函时，他却向每一位相关人士指出我是共产党员，让我无法获得职位。” 霍布斯鲍姆本人并不避讳被称为马克思[MaKeSi]主义历史学家，不过他对这一学术阵营在1960年代[NianDai]后的衰弱也进行过反思，他说后继无人“是由于1960年代[NianDai]以后的左派一代多半想要不一样的东西。” 总结自己[ZiJi]一生的历史学术研究生涯，霍布斯鲍姆借用了他已故好友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说法：“我把学术生涯看成比较接近艺术家的生活，而非学院内的例行公事……社会学家这个行业无疑为我带来快乐，而且那种快乐符合了‘快乐’一词的一切定义。”霍布斯鲍姆说，只需把“社会学家”改成“历史学家”，就是他对自己[ZiJi]学术生涯的总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