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亚运会开幕当天,也是中国史学大师陈垣先生[XianSheng]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11月21日,国内数十位在陈垣研究、史学研究方面卓有实绩的专家学者齐集中山大学,追忆研讨这位广东籍学人、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的学术贡献。 陈垣先生[XianSheng]的长子陈乐素、嫡孙陈智超先生[XianSheng]也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新会陈氏”祖孙三代均在史学领域内蔚为大家,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陈智超先生[XianSheng]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并接受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记者的独家专访。 一 “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陈垣先生[XianSheng]有一个[YiGe]重要观点,即“应该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这句话是他在什么环境下讲的?他做过哪些努力? 陈智超:这话他不止讲过一次,并不是一句即兴或者偶尔的话。最早应该是1921年,在北京[BeiJing]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会议上。他当时的学生郑天挺回忆,陈老师(援庵)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没有[MeiYou]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BeiJing]!” 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他在不同场合多次重申过这个观点。 陈智超:1929年,陈垣先生[XianSheng]在北平师范大学兼任过一段时间历史系主任。他的学生柴德赓回忆说:“援庵老师深以中国史学不发达为憾,常说日本史学家寄一本新著作来,无异一炮打到我的书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里提到:陈垣问我,汉学正统这时候在西京,还是在巴黎呢?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两个人就相对叹息,希望在十年之后,把汉学中心夺回到北京[BeiJing]。 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想法的不止陈垣先生[XianSheng]一位。 陈智超:对,包括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诸位先生[XianSheng],都深以为憾,并且有紧迫感。祖父[ZuFu]在北大的一位学生朱海涛回忆,“九·一八事变”以后,学生问陈先生[XianSheng]对于时局的看法,他就说:“一个[YiGe]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YiGe]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起来的,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们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 二 学术没有[MeiYou]国界,但学者有祖国 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陈垣先生[XianSheng]非常推崇。但是我们也看到,陈垣先生[XianSheng]曾作《敦煌劫馀录》,以“劫馀”二字表达对斯坦因、伯希和这些西方汉学家某些行为的斥责。那陈垣先生[XianSheng]和伯希和有没有[MeiYou]过交集,他们的关系如何? 陈智超:伯希和确实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称赞援庵先生[XianSheng],都有记载留下来,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于巴黎吉美博物馆的伯希和档案中,发现有陈垣先生[XianSheng]给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来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册。你请我送给王国维先生[XianSheng]的单行本,我也转交了,但很可惜,转交三天之后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从这里就看到伯希和、王国维与陈垣三人之间的关联。 他们两人有证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过摩尼教,来华在福州时听一位龚先生[XianSheng]说,在福州乌石山有两块摩尼教的碑,但没有[MeiYou]来得及去看。后来[HouLai]伯希和就写信给陈垣先生[XianSheng],托他有机会再查找一下。陈垣先生[XianSheng]的助手樊守执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办事,于是嘱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后还是没有[MeiYou]找到。 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看来他们之间不仅有学术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托付办事的关系。 陈智超:应该说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来中国,当时他把俄国博物馆馆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给中国,中国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ZuFu]也参加了,而且还回答他的问题,这封信都保留下来了。 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陈垣先生[XianSheng]撰写《敦煌劫馀录》大概也就在上世纪30年代吧? 陈智超:这部书是1931年出版的。为什么叫“敦煌劫馀录”呢?是因为[YinWei]敦煌的这些经卷,后来[HouLai]藏在北京[BeiJing]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是经过斯坦因、伯希和掠夺之后,剩下运到北京[BeiJing]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陈垣先生[XianSheng]在助手帮助下,花了三个月时间整理清点了一次,编出了这部目录书,这应该说是敦煌卷子里面最早的、最科学的目录。 出版的时候,陈垣先生[XianSheng]在序言里点名批评伯希和:“(清光绪)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国人始大骇悟。”有人当时就建议,是不是可以用词缓和一点,“劫馀”二字过于刺激了。但是他说不行,“劫馀”二字还不能抒发他的愤慨之情,所以坚持不改。你说伯希和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当然知道,而且后来[HouLai]二人确实见了面,伯希和还是对他表示敬意。从此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启示,在外国人面前,只有坚持正确的爱国立场,而不是奴颜婢膝,才能得到对方的尊重。 羊城晚报[YangChengWanBao]:那么陈垣跟伯希和的关系,如果单纯从个人层面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陈智超:学术没有[MeiYou]国界,但是学者是有祖国的。伯希和是西方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但也是掠夺敦煌文物最精的一个[YiGe]人。此人有他的两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来华,希望他也能访问日本,但他为了表示对日本人侵略东北的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时,陈垣先生[XianSheng]还写信给傅斯年表达了惋惜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