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HuNan]通省官员[GuanYuan]都和曾国藩[ZengGuoFan]气味不投。出了这个事，满城官员[GuanYuan]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等着要看曾国藩[ZengGuoFan]的笑话。绿营兵见状，胆子更大，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ZengGuoFan]的公馆。 曾国藩[ZengGuoFan]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射圃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曾国藩[ZengGuoFan]以为绿营兵胆子再大，也绝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所以被绿营兵包围后，他还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绿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ZengGuoFan]自己[ZiJi]都差点挨刀。曾国藩[ZengGuoFan]夺门而逃，几步窜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绿营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听得一清二楚，但是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应该出来调停，却一直假做不知。直到曾国藩[ZengGuoFan]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绿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规矩下来。 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命人把鲍起豹捆送来的那几个绿营兵带过来，他亲自上前松绑，还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 绿营兵面子挣足，兴高采烈拥着这几人而去。 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对曾国藩[ZengGuoFan]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啊！”就转身走了。 曾国藩[ZengGuoFan]气得哑口无言。 湖南[HuNan]官员[GuanYuan]们眼见前一段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次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把这事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ZengGuoFan]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 这是曾国藩[ZengGuoFan]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比起这次挫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堂堂副部级官员[GuanYuan]，差点让闹事的兵痞杀了，还没处讲理。这种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也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ZengGuoFan]是如何心血上冲，夜不成寐。 曾国藩[ZengGuoFan]的第一反应当然是向皇上控告。干脆，借这个机会把到省办事以来所受所有排挤委屈都痛快淋漓地向皇帝[HuangDi]陈诉一番！ 然而细一想，他就知道这种做法行不通。这一道奏折上去，顶多打倒一个鲍起豹，能把湖南[HuNan]全省官员[GuanYuan]都搬倒吗？如果搬不倒全省官员[GuanYuan]，那么以后他在湖南[HuNan]的处境，岂不是更要寸步难行？ 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曾国藩[ZengGuoFan]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不再和长沙官场[GuanChang]纠缠争辩，而是卷起铺盖，带着自己[ZiJi]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全省官员[GuanYuan]瞧不起我，我不争一日之短长。等到我在衡阳练成一支劲旅，打几个胜仗给你们看看，那时自会分出高下。这才是挽回面子的最好办法！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ZengGuoFan]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确实是赤手空拳。 刚到衡阳，曾国藩[ZengGuoFan]面临着五无： 一是无办公场所。 二是没有[MeiYou]名正言顺的职权。开始他想挂上“统辖湖南[HuNan]湘军总营务局”的牌子，写好之后，又感到不妥：正是他过分张扬的言行使他与湖南[HuNan]官场[GuanChang]呈现紧张状态，这个牌子一挂出去，必然会引来湖南[HuNan]官场[GuanChang]的再次攻击。因为谕旨中明确写明他的权力是“帮办”，而不是“统辖”。想了想只好把牌子摘了下来。 三是还没有[MeiYou]经验。军事是高度专业化的，进士出身的曾国藩[ZengGuoFan]没有[MeiYou]当过一天兵，对于行军布阵，带兵训练，没有[MeiYou]一点实际经验。如何招兵，如何筹饷，如何采购武器，如何编营，如何训练，如何制定营规，如何选择军官，如何设定军饷标准，如何排兵，如何布阵 太多环节要从头学起。 四是没有[MeiYou]朋友前来帮忙。长沙之辱使曾国藩[ZengGuoFan]脸面丧尽，人心离散。不但通省官员[GuanYuan]们不齿于他，甚至他的那些好友郭嵩焘、郭崑焘、刘蓉、左宗棠，也都认为他行事鲁莽，难以成功，竟没有[MeiYou]一人愿意前来帮他。 当然，这些都不算真正的困难，真正的困难是第五条：无制度保障。 文人练兵，这在大清史上是头一遭儿。湘军从出生这一天起，在旧体制内就没有[MeiYou]安身之处。它就像一个私生子一样，不但被八旗绿营排斥，甚至也不被大清朝廷和官僚体系所接纳。它的最大敌人，不是太平军，而是旧体制。这种体制上的矛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MeiYou]军饷来源。 按理说，皇帝[HuangDi]交给曾国藩[ZengGuoFan]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应该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军饷尚且不足，不可能为他专拨经费。湖南[HuNan]省官员[GuanYuan]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可能为他慷慨解囊。毕竟，练兵这个任务，是曾国藩[ZengGuoFan]自找多事，并非国家或者湖南[HuNan]省政府的计划。曾国藩[ZengGuoFan]身为不伦不类的“帮办大臣”，没有[MeiYou]财政权和税收权，根本不可能开辟固定饷源。 然而对于一支建设中的军队来说，钱太重要了。钱就是空气，钱就是生命，钱就是润滑剂。没有[MeiYou]钱，大至招兵买马，采购武器，小至办公经费，日常吃喝拉撒，哪一步也推不动。曾国藩[ZengGuoFan]说：“筹饷更难于督兵”，“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 可以说，如果没有[MeiYou]长沙之辱的刺激，曾国藩[ZengGuoFan]不可能克服这五难，开创湘军。长沙之辱如同一根针扎在心里，让他时刻难以自安，终于苦苦支撑，惨淡经营，斩关夺隘，排除万难。 没有[MeiYou]办公场所，他就借住在一户祠堂里。 没有[MeiYou]名位，他只好照旧用长沙时用过的“湖南[HuNan]审案局”五个字，来接送公文。 没有[MeiYou]经验，曾国藩[ZengGuoFan]就自己[ZiJi]在黑暗中探索。他精心果力，认真思考绿营兵种种弊端之原因，创造了许多崭新的军事原则，比如招兵不用城市浮滑之人，只选朴实山农。比如“将必亲选，兵必自募”，比如实行厚饷和长夫制度。这些创新，都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ZengGuoFan]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事实证明，曾国藩[ZengGuoFan]的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制定军事原则难，具体的筹备工作更难，曾国藩[ZengGuoFan]步步都需要摸索，不断失败，不断犯错。我们不谈陆军，先来看看曾国藩[ZengGuoFan]是如何创建水师的。 有水师就要有战船，曾国藩[ZengGuoFan]找来湖南[HuNan]全省的能工巧匠，居然没有[MeiYou]一个人知道怎么造战船。 曾国藩[ZengGuoFan]开始想造木排御敌。他异想天开地认为，“盖船高而排低，枪炮则利于仰攻，不利于俯放。又大船笨重不能行，小船晃动不能战。排虽轻，免于笨，尤免于晃。”然而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纸上谈兵，造好木排一经试验，发现木排顺流尚可，逆水行排则极为迟笨，且“排身短小，不利江湖”。以之当敌，不啻儿戏，于是改弦更张，一心造船。 既然无人会造，曾国藩[ZengGuoFan]就自己[ZiJi]设计。湖南[HuNan]湖北赛龙舟风气很盛，于是他命人以龙舟为制，造了一批“曾氏战船”。曾国藩[ZengGuoFan]自己[ZiJi]说： 余初造战船，办水师。楚中不知战船为何物，工匠亦无能为役。因思两湖旧俗，五日龙舟竞渡，最为迅捷。短桡长桨，如鸟之飞。此人力可以为主者，不尽关乎风力水力也。遂决计仿竞渡之舟，以为战船。 然而一试验，“曾氏战船”容易倾覆，根本打不了仗。费尽周折，曾国藩[ZengGuoFan]终于找到了明白人。从长沙前来的守备成名标向曾国藩[ZengGuoFan]介绍了广东快蟹船和舢板船的大概样子，又过几天，同知褚汝航从桂林前，向曾国藩[ZengGuoFan]介绍了长龙船的造法。于是曾国藩[ZengGuoFan]大雇衡州、永州的能工巧匠，在湘潭设立两个船厂，大量制造快蟹、长龙、舢板战船。“两厂之船，往来比较，互相质证。” 两位军官本身并非工匠，他们只介绍了外地船舰的大体模样，至于船的具体结构尺寸，乃至每一个部件，他都要和有经验的工匠反复设计，不断试验，史载曾国藩[ZengGuoFan]“创建舟师，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 字字不虚。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建成十营水师。曾国藩[ZengGuoFan]建军，确实筚路蓝缕。 然而比起筹饷来，以上这些都算不上艰苦了。 关于军饷，曾国藩[ZengGuoFan]想来想去，只想出了一个办法：劝捐。也就是说，劝那些大户捐款，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他在衡阳设立劝捐总局，派人四出劝捐筹饷。 然而，曾国藩[ZengGuoFan]本身非官非绅，权力不明，收据由曾国藩[ZengGuoFan]自己[ZiJi]刊印，信用不高。从咸丰三年八月到咸丰四年底，总局费尽口舌，一共才弄到一万九千多两银子，根本无济于事。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巨绅们如果拒不捐款，他就派兵动用拘押手段。结果得钱不多，招怨不少。曾国藩[ZengGuoFan]因此叹息：“劝捐之难，难于登天，费尽心力，迄无一获。” 甚至因为劝捐，他还得罪了皇帝[HuangDi]。原来已故湖北巡抚杨健之孙杨江，急公好义，主动捐输军饷两万两银子，解了曾国藩[ZengGuoFan]的燃眉之急。曾国藩[ZengGuoFan]感动之下，想把他树为表率，带动捐输事业，于是上疏请旨，请朝廷批准将杨健列入祀乡贤祠。 杨健生前为官平平，且受过处分，其官声、治绩均不足以入祀乡贤祠。不过兵务紧急，同意他这个请求也算不上什么大事。不想精于小事忽于大计的皇帝[HuangDi]根本体谅不到曾国藩[ZengGuoFan]的难处，恪守“名位不能轻易予人”的教条，大发雷霆，将曾国藩[ZengGuoFan]痛骂一顿，说他“所奏荒谬之至”，并且说“（曾国藩[ZengGuoFan]）实属袒护同乡，以私废公，显背圣旨，可恶已极。 著交部议处”。 而京官们部议的结果竟提出给以革职的处分。好在皇帝[HuangDi]尚未失去理智，知道曾国藩[ZengGuoFan]这样的人缺不得，于是将处分改为降二级调用，使曾国藩[ZengGuoFan]由二品京堂降到了三品。 重重困难之中，曾国藩[ZengGuoFan]不止一次想打退堂鼓。但一想起长沙之辱，他便又鼓起了全部斗志。 吃尽了千辛万苦，曾国藩[ZengGuoFan]终于练成了一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咸丰四年四月湘潭之战中，湘军水陆不足万人，与三万之众的太平军作殊死战，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皇帝[HuangDi]大喜过望。自从镇压太平军以来，他所接到的都是兵败如山倒的失败报告，这样重大的捷报还是头一次。皇帝[HuangDi]发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ZengGuoFan]单衔奏事，湖南[HuNan]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ZengGuoFan]皆有权调遣。这道上谕从根本上转变了曾国藩[ZengGuoFan]在湖南[HuNan]的政治地位。上谕先发至巡抚衙门，骆秉章接旨后，立即带着藩、臬两司等一班官员[GuanYuan]，拥着一抬绿呢空轿，亲自来接一直住在城外船上的曾国藩[ZengGuoFan]入城。骂他最凶的布政使徐有壬当晚单独拜会曾国藩[ZengGuoFan]，恳切检讨过去的态度。曾国藩[ZengGuoFan]的仇人鲍起豹则被皇帝[HuangDi]下旨严责，革职拿办。 曾国藩[ZengGuoFan]的打掉牙和血吞，终于取得了胜利。他用自己[ZiJi]的艰苦奋斗，成功地挽回了面子。 可以说，没有[MeiYou]长沙之辱，就没有[MeiYou]曾国藩[ZengGuoFan]后半生的功名事业。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给了曾国藩[ZengGuoFan]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ZengGuoFan]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ZiJi]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ZengGuoFan]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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