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批评皇帝[HuangDi]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这“第二大堑”并没有[MeiYou]使曾国藩[ZengGuoFan]沮丧消沉，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官僚体系的战斗决心，坚定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意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书》《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天下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HuangDi]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ZengGuoFan]输心剖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以为，新皇帝[HuangDi]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事实证明，他太过天真了。咸丰皇帝[HuangDi]并没有[MeiYou]这个魄力。咸丰心胸狭窄，气质庸弱，完全谈不上雄才大略。他对如何驾驭大清政治心无定见，曾国藩[ZengGuoFan]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ZengGuoFan]大失所望，郁闷无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 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也就是说，自从皇帝[HuangDi]发下求言诏书以来，上书言事的，有一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或者发到各省执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各地没有[MeiYou]反应，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件事。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诚，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每想及此，心中怎不愤懑。 曾国藩[ZengGuoFan]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咸丰元年，太平军起，很快席卷广西。对于这场大乱，咸丰皇帝[HuangDi]毫无准备。他就像一个没头的苍蝇一样，指挥混乱，布置失措。曾国藩[ZengGuoFan]的内心被焦灼得日夜不安： 内度身世，郎署浮沈，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阍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也就是说，自度身世，在各部之间俯仰升沉，不知道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再观天下，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向前无法贡献自己[ZiJi]的才智于国家，退后无法很好地营谋自己[ZiJi]的出路，除了直接向皇帝[HuangDi]上书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曾国藩[ZengGuoFan]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HuangDi]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ZengGuoFan]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GuanChang]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HuangDi]。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HuangDi]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批评皇帝[HuangDi]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鼓励大家进言，大家提了不少意见，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结果却都是批了“无庸议”三字而已，没有[MeiYou]一项落实。“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有[MeiYou]好结果。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仁，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看来您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 曾国藩[ZengGuoFan]希望自己[ZiJi]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皇帝[HuangDi]幡然猛醒，改弦易辙。他也希望通过自己[ZiJi]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大臣）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馀意也。 这个想法显然是相当天真。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HuangDi]为荣，对皇帝[HuangDi]嘻怒笑骂者本多，但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HuangDi]的文字，字斟句酌，务为恭顺，极少谏诤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嘉淦的《三习一弊疏》之后，大清王朝一百多年间从来没有[MeiYou]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地批评皇帝[HuangDi]的奏折。年轻气盛而又自尊心特别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HuangDi]的反应可想而知。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把奏折摔到地上，立刻想把曾国藩[ZengGuoFan]抓起来。幸亏祁隽藻、季昌芝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ZengGuoFan]免于获罪。在大臣们的劝谏下，咸丰皇帝[HuangDi]转而假惺惺地夸奖了曾氏几句，但又下了长篇上谕，细细为自己[ZiJi]一一辩解，针锋相对地驳回了曾国藩[ZengGuoFan]的主要指责。 皇帝[HuangDi]大发雷霆，曾国藩[ZengGuoFan]并不感觉意外。但皇帝[HuangDi]的哓哓置辩，却让他认识到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HuangDi]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地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多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激之言了。 那么，“为京师权贵所唾骂”又是怎么回事呢？ 曾国藩[ZengGuoFan]晚年在家书中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身名早达，二十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位极人臣，在朝廷中根深蒂固。虽因鸦片战争而被道光[DaoGuang]“革职锁拿，查抄家产”，但不久就获重新起用，任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雍沙番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HuangDi]命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两度获罪，琦善在京中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是为他开脱罪责。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做罪犯抓来，与琦善一同审讯。这明显是违反大清律的。然而对这个建议，满朝无人反对。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ZengGuoFan]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 琦善虽位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研鞫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 就是说，琦善虽然权高位重，但既然奉旨查办他的罪行，则自然应该以罪犯待之。举报他的那几个司员官位虽低，现在也仍然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像罪犯一样抓来当堂对质？如果举报者被这样对待，将来再有大员犯罪，谁敢过问？况且皇帝[HuangDi]只命会审琦善，并没有[MeiYou]命令兼审其司员。如果一定要传讯司员，那必须先请旨。 曾国藩[ZengGuoFan]“词气抗厉”，“四坐为之悚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ZengGuoFan]的刚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发往吉林效力赎罪。 另一个“大名大位”者是赛尚阿。咸丰二年初，赛尚阿等因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过程中调度不力，日久无功而“交部议处”。朝中众人多力图为之宽减，只有曾国藩[ZengGuoFan]“以军务关系重大，议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例”。 但会议还是决定从宽处罚。曾国藩[ZengGuoFan]不服，“会议罢后，公专摺奏请从严议处。” 赛尚阿因此终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ZengGuoFan]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两次挑战“大名大位”者，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与穆彰阿关系也颇深。曾国藩[ZengGuoFan]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GuanChang]上的异类。案子审完之后，许多人与曾国藩[ZengGuoFan]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他在官场[GuanChang]上的处境愈益孤立。“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在背后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弹劾赛尚阿又得罪了一大批人。因此曾国藩[ZengGuoFan]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在北京在最后一段日子，曾国藩[ZengGuoFan]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愈来愈想念家乡了。国事颓唐，他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了退志： 粤西事用银已及千万两而无确耗，户部日见支绌，内库亦仅余六百万。时事多艰，无策以补救万一，实可惭愧！明年拟告归，以避尸位素餐之咎。 在给罗泽南的信中亦云： 计稍迟岁时，即当解组归养，从吾子与孟容（指罗泽南与刘蓉）于万山恬寂中耳。 咸丰二年六月，曾国藩[ZengGuoFan]终于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他兴冲冲逃离这个让他失望而厌恶的京城，准备从此引退归山。不料刚走到安徽太和县，接到了母亲去世的讣闻，当即换装回乡奔丧，至此正式结束了他十四年的京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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