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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起萧墙 1967年12月，因“文革”推迟了的大学生毕业分配开始了。杨烨听说自己[ZiJi]的去处可能是湖北，表示坚决听从分配。宪益、乃迭都表示了对儿子[ErZi]的选择的支持。 杨烨被分配到偏僻的鄂城农机厂做技工。鄂城是长江边上一个[YiGe]闭塞的小县城，杨烨的外国人面孔一下子成了众人指手划脚、观望议论的对象。在一个[YiGe]没有[MeiYou]文化可言的小县城，杨烨是孤独的，他写信要妹妹杨炽给寄些书籍来，不料却祸从中起。 妹妹把哥哥的书籍一股脑打包寄走了，书到后革委会先开箱检查，竟发现一本摩斯密码小册子。杨烨中学时曾参与当时流行的“国防体育运动”，学习发报、练习跳伞等，这本摩斯密码小册子就是当时留下的。而此时，已经以间谍罪名锒铛入狱的父母和这本摩斯密码竟顺理成章地成了杨烨间谍嫌疑的铁证。 我们无从知道杨烨经历了何种逼供、审讯，甚至体罚，他从未对人讲起这些经历，只知道他开始自闭，疑神疑鬼。1970年3月，杨烨又首当其冲地成了鄂城的“五一六”分子，受审查，被批判。 1972年3月底，杨宪益、戴乃迭先后出狱。但没过多久，乃迭和宪益就发现了儿子[ErZi]精神异常。乃迭在给友人大卫·霍克斯的信中说，“儿子[ErZi]由于我们的牵连而受到冲击，工作生活都不顺心……如果他能调回北京，也许情况就会大大改善。” 1973年9月，两个女儿已先后调回北京，杨烨的调动也大局已定。“这完全是因为党的政策对外国人的特殊照顾”。 1974年10月，乃迭给霍克斯夫妇的信中更加忧心忡忡：“我们的儿子[ErZi]被拘留了。他的心理失衡，起初他极左，怀疑外国的一切……今年夏天他突然一反常态，认为自己[ZiJi]是英国人，应当回国。”从7月开始，杨烨三次闯英国大使馆，要求“回国”。英国大使馆不得不要求有关部门把他带走，所以杨烨被拘留了。 拘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猜测。因为杨烨回家后更加自闭，拒绝[JuJue]说话，整日把自己[ZiJi]关在房间里，甚至吃饭都只在夜深人静时到冰箱里找一点西式食品充饥。他一心想“回国”，拒绝[JuJue]承认宪益是自己[ZiJi]的父亲，拒绝[JuJue]同家里的中国成员说话，只讲英语。但他总算接受了“回国”也必须办理正常手续的现实。 1975年11月，杨烨终于拿到护照。乃迭匆忙购机票，整理行装。母子俩于12月初经香港赴伦敦。 无法[WuFa]承受的生命之重或之轻 杨烨一路沉默。在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们[TaMen]顺利地通过海关，杨烨仍然缄默。当乃迭在接客的人群中见到前来接他们[TaMen]的好友费·格林，拥抱问好之后回身欲介绍杨烨时，却发现儿子[ErZi]已经无影无踪。 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乃迭只好先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XiEr]区的姐姐家。 几小时后，杨烨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XiEr]达家门口。杨烨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从机场来到姨妈家的。但不难猜出，身无分文，又受过严格长跑训练的杨烨一定是从希思罗机场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在那几个小时里，他都经历了哪些思想斗争？从机场失踪是否意味着他想像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样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人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他“自己[ZiJi]的国家”，从此把他的过去一举抹煞？尽管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没有[MeiYou]钱、没有[MeiYou]合法证件，他的此举此念是否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杨烨先后在费·格林、教父迈·萨利文和姨妈希尔[XiEr]达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国前看到儿子[ErZi]面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深感欣慰。 回到北京后，乃迭给霍克斯写信说：我儿子[ErZi]现已改名为大卫·萨利文，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我很高兴，尽管他不肯同我说话。他仍有一些目前无法[WuFa]克服的问题，如拒绝[JuJue]承认他的中国国籍，拒绝[JuJue]出示身份证件，也不要申请学校入学……他现在常常帮朋友、邻居修剪树篱、劈木头、洗汽车等，他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地去适应和喜欢英国的生活。 曾经有过几次不乏理想合适的工作机会，比如翻译科技文献、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编辑工作，但都因杨烨拒绝[JuJue]出示证件，拒绝[JuJue]承认自己[ZiJi]的中文名字而付诸东流。 1977年春的一天，杨烨一早帮姨妈推剪草坪后，告诉姨妈想去找几个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打篮球，姨妈求之不得，催促他“快去、快去！” 他们[TaMen]去了附近的小操场，曾经是运动员的杨烨玩得既投入、又开心。“你是哪里人呵？”回家路上新朋友随意地问了一句。杨烨愣了。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YiGe]简单的问题呢？他来自何处，他从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忘记、全盘否定的。他选择了沉默。他的情绪一落千丈，回家后又再一次选择了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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